李鸿章效法湘军，组建淮军，却并未如湘军，依清祖制而在战后遣返。相反，李鸿章和淮系集团“坐拥重兵，挟淮以揽权”，由地主军事武装组织逐渐演变为左右时局的政治集团，不仅担负着当时军事和国防的重任，而且影响到政治、外交、文化、经济等诸多方面，支撑了晚清四十年的局面，维系着江河日下的清王朝。
受尽天下百官气
李鸿章有一幅广为人知的对联：受尽天下百官气，养就胸中一段春。这可谓是李鸿章政治人生的真实写照，表现出李鸿章多面而复杂的政治性格：大度容骂——承受百姓之骂，大臣之责，与骂自己最凶的“清流派”首领张佩纶成为莫年之交，而且还把女儿嫁给他；能屈能伸——承受甲午海战的屈辱，带伤签订《马关条约》，国人皆曰可杀，被免去直隶总督和北洋大臣，却依然为大清富强而奔走，游历欧美，力促维新，总督两广；顾全大局:——辛丑之年，虽已饱受骂名，仍北上替西太后收拾残局，与八国列强谈判，签订《辛丑条约》，最终赔上老命一条。
作为中国近代史的核心人物之一，李鸿章凭着自己的本事和对清廷的忠诚，早年投笔从戎，书生带兵，镇压太平天国和捻军起义，屡建奇功，扶摇直上，用义军的鲜血染红了自己的顶戴花翎，出任封疆大吏，推动洋务运动，晚年入值中枢，主持外交，活跃在晚清政坛上长达40年之久，超过了清朝立国以来任何一位首辅人物。但李鸿章一生虽有宠于朝廷，却迫于形势，一生连签卖国条约，生前生后均遭天下唾弃、百官责骂，李鸿章一度成为卖国贼的代名词。
对此，李鸿章一向不予解释和抗辩，只是埋头做自己的事情。或许他认准了一个理：老佛爷认可的事，就是再被辱骂，也心安理得。李鸿章为迎奉老佛爷而对外执行绥靖政策，曾遭到许多人的坚决反对，这当中有他的同僚（如左宗棠）、下属（如刘铭传）和朋友（如曾纪泽）。而对于朝野的批评，李鸿章一向是既不退缩，也不辩驳，一切我行我素。因为他认定这一切都是为了老佛爷。由此，他与慈禧太后的关系远远超越了恭亲王、翁同禾、左宗棠、张之洞等人与老佛爷的关系，却也为此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因为慈禧太后并非一个英明的太后，她为满足私欲而再三扰乱过晚清的政局。李鸿章事事迎奉老佛爷，既成就了她，也毁灭了她！梁启超曾评论李鸿章说：
吾欲以两言论之，曰：不学无术、不敢破格，是其所短也；不避劳苦、不畏谤言，是其所长也。
李鸿章认为，中国积弱不振，“必先富而后能强”。他大力开办洋务，创办了中国第一条铁路、第一座钢铁厂、第一座机器制造厂、第一所近代化军校、第一支近代化海军。他堪称是中国对外开放的第一人，也是中国外交第一人。据说那时的洋人，只知有李鸿章而不知有清朝廷。然而世人似乎并不理解李鸿章的艰难处境和一片苦心，每每与列强交涉完毕，条约签订之后，便是一片责骂声。其实，李鸿章作为大清子民，又何尝不曾痛心呢？！为此，他还曾多次热泪盈框。
甲午战争中，他苦心经营20年的北洋水师并不逊色于日本，同样的铁甲舰，同样的火炮，何以打不过人家？不是将士不肯用命，而是朝廷腐败无能，醇亲王不顾海防之迫切而挪用海军军费为老佛爷六十大寿修颐和园，翁同和指责北洋水师“岂不堪一战乎”却忘记了自己所把持之户部多年没给海防拨款了。面对一炮未发即被葬送的北洋舰队，李鸿章有苦说不出，唯有洒泪自怜。
早午战败，李鸿章被迫与日本签订了《马关条约》，惹得民怨四起，遭到举国上下一致声讨，“国人皆曰可杀”，朝廷责他办事不力，百姓骂他贪污受贿，拿日本人的银子，卖国求荣。此时，朝廷枢臣并不糊涂，看得着实明白，全体军机大臣便联名上疏，称“中国之败全由不西化之故，非鸿章之过”。虽说于减少骂名无济于事，但是李鸿章闻知后老泪纵横，令他略感欣慰。
1896年，赋闲贤良寺的李鸿章，受命出席俄罗斯沙皇即位大典，并顺访欧美列国。访德之时，他穿戴着整齐的朝服，身穿黄马褂，头戴三眼花翎，颇具“东方俾斯麦”的神采，专程来到汉堡拜访他倾慕已久的俾斯麦。这一天，步履轻捷，鹤发童颜。夹道围观者，蜂屯蚁聚，争相一睹。俾斯麦听说听李鸿章将至，早早地迎候在门外，盛装以待，以示对李鸿章的尊敬。两人可谓同病相怜，交谈甚欢，谈政治、谈练兵、谈国人之性格、谈朝廷之得失，李鸿章感触颇深，不禁含泪说：“为大臣者，要为国家有所尽力，而满清朝廷与已不合，群掣其肘，于此而难行厥志，是什么道理？原因何在？”一语道破李鸿章一生难成似俾斯麦之大就的苦衷。正如梁启超所言：
或有称李鸿章为东方俾斯麦者，虽然，非谀词，则妄言耳。李鸿章何足以望俾斯麦。以兵事论，俾斯麦所胜者敌国也，李鸿章所夷者同胞也，以内政论，俾斯麦能合向来散漫之列国而为一大联邦，李鸿章乃使庞然硕大之支那降为二等国，以外交论，俾斯麦联奥意而使为我用，李鸿章联俄而反堕彼谋。三者相较，其霄壤何如也。此非以成败论人也，李鸿章之学问智术胆力，无一能如俾斯麦者，其成就之不能如彼，实优胜劣败之公例然也。虽李之际遇，或不及俾，至其凭藉则有过之。人各有所难，非胜其难，则不足为英雄。李自诉其所处之难，而不知俾亦有俾之难，非李所能喻也。使二人易地以居，吾知其成败之数亦若是已耳。故持东李西俾之论者，是重诬二人也。
抵纽约时，李鸿章拜谒了故友格兰特的陵寝，碑墓之前宿草丛生，这使他为之怆然良久，他不会忘记葛兰特先总统与他的感情。1879年，李鸿章以北洋大臣身份乘舰出塘沽港以全军礼迎接格兰特，格兰特曾是美国南北战争中的北方军统帅，李鸿章则在剿杀太平天国中屡立战功，被西方人称为“东方俾斯麦”，两人塘沽初会，一见如故。此时正值日本吞并琉球，并将之置为冲绳县，葛兰特受李鸿章之托，诚心诚意地赴日本，对两国进行调停。但当时日本气焰极高，意志已决，葛兰特前总统只有遗憾地告诉李鸿章，调停无效，希望中国努力自强。时隔17年，格兰特已经葬身一抔黄土，李鸿章只能到曼哈顿岛上的格兰特墓园凭吊。想到斯人已去及自己的坎坷，中国国际地位更是一落千丈，李鸿章不禁黯然垂泪。“中堂至格兰德寝园，有宿草矣，为怆然者久之。从者以鲜花环进，敬悬墓门，循西礼也。”李鸿章怅惘之余，在格兰特墓园种植银杏、红梅各一棵，“用志景慕”。
1901年11月6日，《辛丑条约》签订后四个月，李鸿章因为受尽洋人的气，大口吐血而病危，本已穿好寿衣，却挨至次日中午“目犹瞠视不瞑”。他的旧属周馥抚之痛哭曰：“老夫子，有何心思放不下，不忍去耶？公所经手未了事，我辈可以办了，请放心去罢！”李鸿章“忽目张口动，欲语泪流”，几滴浊泪流过面颊。周馥“以手抹其目，且抹且呼”，其目遂瞑，须臾气绝。周馥曾赋诗以志怀念：
吐握余风久不传，穷途何意得公怜。
偏裨骥尾三千士，风雨龙门四十年。
报国恨无前箸效，临终犹忆泪珠悬。
山阳痛后侯芭老，翘首中兴望后贤。
终观李鸿章一生，他虽误国有罪，却似乎没有卖国之确凿证据。在这点上，他与前世之秦桧、后世之汪精卫有着本质的区别。李鸿章的悲剧在于：他为了迎奉慈禧太后屡屡误国，令国人皆呼“可杀也，该杀也”。然而恰恰是他迎那奉慈禧太后的那契而不舍之劲，使他度过一个又一个政治危机，成为清朝立国以来最长的政治不倒翁。此乃双刃剑也。康有为称李鸿章为“维新之同志”，创立海军、开办实业，是改革与学习西方的先驱；梁启超评价李鸿章道:“吾敬李鸿章之才，吾惜李鸿章之识，吾悲李鸿章之遇”；毛泽东在青年时代的《讲堂录》中评价他:“水浅而舟大也”……当然，也有人评价他是一个大卖国贼，是个崇洋媚外的典型人物，诸如卖国贼的心肠、刽子手的本质、奴才的嘴脸等等。李鸿章生前死后始终都是个颇有争议的人物。人们对他毁誉参半、褒贬不一。李鸿章走上中国历史舞台时，正是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四海变秋气”的末世，也正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疯狂扩张之时。作为这样一个特定历史时期的特定人物，对他的评价本身就具有一定的难度，因此对这样一个复杂的历史人物的功过是非一直难以盖棺论定，当然不足为怪。
李鸿章曾经概括自己的一生是“少年科举，壮年戎马，中年封疆，晚年洋务，一路扶摇”，可是甲午战争的烽火使他“一生事业扫地无余”。他从权力的顶峰坠落后，长期赋闲在北京贤良寺，这才清醒地认识到，清王朝是间“破屋”，而自己只是一个“裱糊匠”，“裱糊匠”虽有办法把“破屋”的外表裱得光鲜漂亮，但“破屋”是绝对经不起暴风雨的！要论李鸿章之功过、得失以及大清之去向，当属梁启超之语，言之切切：
李鸿章有才气而无学识之人也，有阅历而无血性之人也。彼非无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之心，后彼弥缝偷安以待死者也。彼于未死之前，当责任而不辞，然未尝有立百年大计以遗后人之志。谚所谓做一日和尚撞一日钟。中国朝野上下之人心，莫不皆然，而李亦其代表人也。虽然，今日举朝二品以上之大员，五十岁以上之达官，无一人能及彼者，此则吾所敢断言也。嗟乎：李鸿章之败绩，既已屡见不一见矣。后此内忧外患之风潮，将有甚于李鸿章时代数倍者，乃今也欲求一如李鸿章其人者，亦渺不可复睹焉。念中国之前途，不禁毛发栗起，而未知其所终极也。
李鸿章之泪，既哭个人之悲哀，又伤国家之不幸。他一生奋斗，为的是国家的崛起，可国家却好像病入膏肓，一日不如一日。李鸿章临死之时，还百感交集：我受了一辈子的气，我不甘心啊！尽管他的性格极度崇尚虚荣，他的骨子里充满着“中堂脾气”，然而在晚清政坛浸染如此之深的他在得意于自己一生的尽乎登峰造极的荣华和尊崇之后，很快便拂之如过眼云烟。他想的最多也痛苦最深的就是他的沉痛失败和那难以忍受的骂名。他总是不停地问自己：这是为什么？他曾经为他的海军、他的洋务叫冤，为自己的命运不平！他在病榻上向朝廷写了自己的最后一份奏折，上称：外修和好，内图富强，或可渐有转机。
转引自天涯社区之“煮酒论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