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外交始终离不开中外条约的签订，这些条约主要分为两大类：平等条约与不平等条约。条约清晰地体现着中外关系的变化，也促进了近代中国的变化，既是列强对中国无情地侵略，也带来西方文明的种子，将近代科技传进中国，并在有识之士的推动下，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社会变革，李鸿章等人在条约订立方面倾注热血，试图在保证清廷统治的前提下将条约危害减到最低，同时也促成了少数的平等条约，比如成功保障了在智利的华工权益。

《李鸿章与晚清中外条约研究》这部著作框架宏大，试图从晚清整体社会背景着手，掌握社会体系结构的同时，深入剖析其中的外交特征，不过下笔有的放矢，主要还是将眼光聚焦在文化方面，展现了条约签订后中国社会逐渐接受条约并汲取西方思想的史实。

条约的签订带来的是传统体系的崩溃。中国的地形与气候条件，在农业经济时代可谓是得天独厚，绵延的肥沃土壤，适宜的气候，蜿蜒的河流，致使这个国家成为农业经济时代的佼佼者。康乾盛世，帝国一片欣欣向荣，创造了占世界十分之三的经济总量，来访的西方传教士郎世宁亲眼目睹了帝国国库的白银多到花不完已经影响到民间的经济，康雍乾三代君主，拿出国库的白银修建圆明园，并在其中摆放了来自世界的奇珍异宝，中西合璧的园林艺术，无不令人心悦神往。他国派遣使者来访，皇帝下令赏赐，朝贡体系的朝贡国家近到朝鲜，远到荷兰。帝国的统治者们沉浸在赞美声中，享受着农业经济带来的余庆，于是下令要继续发扬小农经济，商业不过是旁门左道。终于梦还是碎了，两次鸦片战争，帝国尊严扫地，随之而来的就是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签订，中国被纳入了近代世界体系，不再是一座孤岛，葡萄牙、荷兰、西班牙立刻退出了朝贡国，转而进入条约国的行列。第一次鸦片战争以后，影响最大的莫过于通商口岸的开辟，使得清朝使用的公行垄断对外贸易转变为“自由”贸易。如果说此时的官绅还秉持着华夏中心的自尊，到了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中国的国家观念发生了裂变，被称为“开眼看世界第一人”的魏源编写了《海国图志》，详细介绍了世界各地的情况，并附上世界地图。随后大批西方著作传入中国，尤其是政治制度思想的传入，使得维新派应运而生，国家平等观念打破了“华夷之别”，建立近代国家的任务成为一批新式爱国者的目标。而传统的士绅则研究出了另一条道路，那就是洋务体制，初始“以夷制夷”，后又“自强求富”，但是他们始终没有放弃旧的官僚系统，阶层分化，所以与平等国家理念相距甚远。

其实从现代人的角度看来，我们深受现代国家理念的影响，会觉得洋务派着实有些别扭，嘴里念着“之乎者也”，却引入与旧社会格格不入的工商业体系，好似里外不一。但实际上，这种别扭的综合体就是特殊时代的产物。与全然接受西方政治理念的维新派不同，官僚士绅们长期在传统中浸润，并以此为豪。根据吴思《血酬定律》的观念，中西方都有一个中间阶层：西方的市民阶层，中国的官僚阶层，然而他对于官僚阶层的评价非常准确，革命性太弱！作为统治阶层的皇族是暴力敛财集团，不事生产却掌握国家99%的财富，官僚阶层则是福利阶层，在上下之间游转，获得福利，甚至与皇族具有姻亲关系，密不可分，指望他们从根本上推翻旧统治秩序，无疑在让他们自断财路，自毁根基。从思想上来说，“作为传统的雇员，儒生出身的官员可能真心信奉儒学道统”，“难以摆脱对皇权的依附状态”。所以李鸿章等人从来都是站在皇权的依附面，只是现实的残酷让他明白传统的那套手段已经不管用了，他既自豪又耻辱的签下条约，自豪的是他成为了儒学的殉道者——牺牲自我名声成就皇权，耻辱的是清朝在他这一代手上成为世界格局中的底层。除了秉持传统的外交为皇权服务的观念，李鸿章对于国际法也非常关注，借此来提升对外官僚的涉事能力，作为应对国家关系的技巧，比如不对订立条约抱有抵制态度；积极谋求与他国订立平等条约；对于违反国际法的规定据理力争；放弃宗主国身份。

对于传统的帝制社会而言，国家外交与统治阶级有关，而与天下百姓无甚直接关系。因此，清政府也并无向民众公布条约内容的打算。但在清末条约体系的冲击下，清廷开始使用“民愤”来对抗不平等条约，无形中保障了民众的知情权，还将条约公示，使得办事官员涉外事有例可循，初步营造社会的守约诚信风尚。
有例可循的涉事方略改变了官僚以往的外交方式，以李鸿章为例，早期他认为对待洋人的蛮不讲理要用“痞子腔”，但接触过国际法后，他则采用国际条例据理力争，在多项外交事务中展现自己的法律意识。除了新式的外交方法，李鸿章还采用中国传统的“人情”，与戈登、赫德等洋人主动搞好关系，在遇事时请洋人斡旋，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这部著作以晚清社会外交体系作为背景，以李鸿章为突出案例，解析了晚清中国在中外条约下涌现的外交思想。展现了李鸿章等士绅阶层对于条约体系从被动到主动的接受，充分利用新知识保障国家利益，但囿于所处环境与阶层而没有实现真正变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