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鸿章与刘铭传的情谊
 文章分类:专家论坛   发布日期: 2009-06-23  作者:汤奇学  
    刘铭传是近代中国一位具有传奇色彩的人物,功业显赫,历来为论者推重。然而他的老上司李鸿章一向多被骂名。于是一些人有意无意地帮他“划清”和李鸿章的界限,以便使他留得清白在人间。李鸿章是历史的功臣还是历史的罪人,兹不具论。但是有一点可以断言:刘铭传之所以能彪炳史册,与李鸿章的提携、帮助有不可分割的关系。
                                  一
    李鸿章和刘铭传虽然都是合肥人,本来却并无来往。1862年,李鸿章奉命组建淮军援沪。刘铭传看到“棋局渐分明”,太平天国必将失败,遂率众加入淮军,自此和李鸿章结下不解之缘。
    刘铭传智勇过人,不同凡响,深受李鸿章欣赏。1862年5月, 淮军到上海不足两月,刘铭传和潘鼎新以数千之众招降太平军万余人,井然有秩。刘铭传的“应变之才”给李以极深的印象,在致曾国藩的信中大加赞扬〔1〕。以后又多次肯定刘“智略骁果,度越诸将, 洵属威望素著”;淮军诸将战功,“刘铭传为最〔2〕等。经李“迭次保荐”, 两年时间,刘便由一位职级不高的军官升迁至直隶提督,并赏穿黄马褂。
    提督为武官一品,然而清王朝重文轻武,武官比同级别乃至低一级别的文官要低一等。刘铭传心高气傲,为此愤愤不平,曾在一首诗中说:“武夫如犬马,驱使总由人;我幸依贤帅,天心重老臣。上官存厚道,偏将肯忘身;国事同家事,谁看一样真?”〔3 〕“贤帅”当指李鸿章,“老臣”当是指曾国藩。意谓有幸投在曾李麾下,自应效尽全力;言外之意是,被他人当作犬马一样驱使则心有不甘。1868年,左宗棠等奏请催促刘速去直隶,就任提督,刘迟迟不肯赴任,反而坚决要求离队还乡。但刘作出保证:“畿辅如有警急,仍当投袂而起。”〔4〕
    刘离队后,李仍注意寻找机会使刘得以身兼文武,施展才能。
    1870年夏发生了天津教案,法国气势汹汹扬言武力解决,气氛骤然紧张,李鸿章奉命率师赶赴京津以防不测。李奏请召回刘铭传帮办军务。不久津案了结,朝廷征求李意见,拟请刘督办陕西或他省军务。李乘机建议让刘破格兼任地方,理由主要有三:第一,身兼地方督办军务易于奏效。这是近十数年经验教训总结。咸丰年间,向荣、和春、德兴阿、张国liáng@①等“皆以武臣督师无效”,原因是事权不一,“主客多存意见,因无地方之责也。”反之,官文、胡林翼、曾国藩、左宗棠及他本人,均以督抚用兵而决胜。督抚用兵易于“上下一心,粮饷应手”,地方官员不会掣肘等。第二,督办陕西军务,尤须兼管地方,陕西军务涉及地方之事甚多,如修筑寨堡,安插降人,资遣散勇,筹办粮草及运输等,故“督师者号令黜陟能必行,动多掣肘,以武臣临之,更难著力”。第三,刘铭传“智勇才略可当一面,于军事历著成效……其治军以操练纪律为要,爱民除害为本;至其意度豁达、性情爽直,能驾驭将士而使各尽力,能决机俄顷而应变穷。”特别是:“近年辞官归里,折节读书,深明大义,其志趣愿为国家效死力,雅不欲以武人自居。”就是说刘有独当一面的愿才具,如仍以武人视之,很难让他效死力。是故,若以刘铭传负责陕西军事,“似须破除常格,兼任地方,事权归一,……勿任他人牵掣排挤,庶克陶成大器,备异日干城之用。”〔5〕朝廷未采纳李鸿章的意见, 仅让刘铭传督办陕西军务而未让其兼任地方。
    刘在陕西又遭诋毁,第二年愤然再次辞官,不久竟被参革职。李鸿章不便出面帮刘讲话,遂于1874年请陕西巡抚邵豫亨奏请开复刘铭传原职〔6〕。
    1880年,中俄交涉归还伊犁,几至决裂。中央政府决定再次征召刘铭传。李鸿章随即向朝廷提出,“该提督(刘铭传)勋望智略实不在鲍超之下,昔年督办陕西,并未遇贼,竟遭谗毁,素性耿直,不受羁縻,未免抑郁以去,此次如投袂赴阙,惟祈温谕慰勉,假以事权,其才可当一面。”〔7〕一面为刘昔日负气而走辩解, 一面请任命刘为方面大员。刘进京路过天津和李晤谈后,李又上奏折夸奖刘:“退归十年,养精韬晦,意气顿平。”“而谈及时艰,骁果刚劲之色,犹时时见于眉宇,实为干城腹心之选。”〔8〕言下之意,刘铭传已非昔日吴中阿蒙, 学识修养皆大有长进,可担重任。
    刘铭传进京后,上了有名的《筹造铁路折》,请急造铁路,以立富强之基。李鸿章明确表态支持,并请廷任命刘为铁路督办。他说,建造铁路,“一切度地、用人、招商、借债、事务繁赜,非有特派督办之大员,呼应断不能灵。查刘铭传年力尚强,英气迈往,曾膺艰钜,近见各国环侮,亟思转弱为强,颇以此事自任。……若蒙圣主授以督办铁路公司之职,先令将此中款要,专精考校,从容商榷。”还说,目下中国财政窘迫,修造铁路须借外债,能否借到,尚无把握,然以刘铭传之勋望,中外合力维持,措注较易于他人。”且其旧部亦可帮助修筑铁路〔9〕。但是清政府对铁路的重要性几无认识,修路之议遂搁置。 此时中俄关系已有所缓解,刘很快又回故乡。
    中法战争中,刘铭传又一次应召出山,授以巡抚衔督办台湾事务,1885年,根据李鸿章等人意见,改福建巡抚为台湾巡抚常驻台湾,并任命刘铭传为首任台湾抚巡。刘铭传终于如愿以偿,成为方面大员,不再是被人轻视的一介武夫。台湾在他的领导下,在近代化道路上迈出重要的第一步。
    甲午战争时,李鸿章再三请刘到北洋会办军事,刘因身体不好未能就道。不过由此可以看出,李鸿章始终信任和器重刘。
    李对刘的关心和爱护可以说无微不至。
    刘性耿直,少忍耐,以及其他一些原因,结怨甚多,李在暗中多方给予huí@②护。对刘动辄辞官,朝廷很是不快,李总是为之解释,确系有重病在身。尤为重要的是,设法使他获得醇亲王奕@③的好感。以至1890年奕@③在重病中还询问李鸿章:“省三近况若何?极望勿药。”〔10〕关切之情,溢于言表。面对人数众多的顽固势力和其他反对力量,得不到朝廷中有力人物的支持,必将一事无成。
    刘辞官后,一度意志消沉,放浪形骸,以醇酒妇人自娱。李知道后,给刘写信说,“似未宜尔”。切望刘“多读古人书,静思天下事”,“敛浮气而增定力”。“如公之才识声望,断非终老林阿者,及此闲暇陶融根器,后数十年之世界终赖扶持,幸勿放浪自废为祷。”〔11〕语重心长,其情殷殷。
    对刘铭传所创之铭字营,李鸿章知道这是铭传命脉所在,总是特别关照,即便刘离营回乡,也不让他人染指,总是要让刘的侄辈统管,为刘复出预留资本。
    支持是相互的,刘铭传称李鸿章为“贤帅”、“吾师”。每当有军情大事,只要是李鸿章出面相请,除甲午之役外,刘都能慨然出山。
                                   二
    在中法战争中,成功地守卫住台湾是刘铭传一生最重要功业之一。而刘铭传守卫台湾自始至终都得到李鸿章有力支持。
    1884年7月,刘铭传去台湾前,在天津和李鸿章连日反复会商台防事宜,他们都把台防置于重要地位。李鸿章考虑台湾驻军主要是湘军,湘淮军历来不和睦,担心刘临难渡台,孤身无助,让刘铭传在驻直隶淮军中选派教陆操者、教炮队者、教火雷者134 人及旧部提督王贵扬等干部10人随同前往,同时拨给新式步枪3000支,炮30尊及水雷等,勉为目前应急〔12〕。
    刘到任后不到一个月,法军即以基隆为目标,发起一次又一次猛攻,不惜代价,志在必得。法军舰载大炮射程远,威力大,中国军队所拥有的武器无法与之抗衡,刘铭传审时度势,果断决定放弃基隆港,据山扼险,不让法军再前进一步。这对于保存实力、持久抗战,无疑是正确的。基隆港失守的消息传到北京,不了解实情、不懂军事的朝士大哗,交章弹劾,甚而至于有人上疏攻击刘铭传自撤离基隆后,“神魂若失、举动言语骤失常态,竟似有心疾。”吓得连精神也失常了。湘军将领也纷纷指责刘铭传处置失当。左宗棠在奏折中指责刘“懦怯株守”,“坐守台北不图进取,皆机宜之坐失者也”〔13〕。刘铭传承受了巨大压力,李鸿章则为之辩解:“省三智勇迈伦,非畏葸者比。”〔14〕数月后,有情报说,法军将以更大规模进攻台北。李电告处境已十分艰难的刘:“公须相机进退,如(台)北不保,彰化、嘉义能扼要守,皆巡抚地也。”〔15〕即不要株守一城一地,务须保存有生力量,长期作战。由此更可以看出李鸿章和刘铭传军事思想的一致性。在一片攻击声中,得到李鸿章的谅解和支持,其鼓舞作用可想而知。
    中法战争时,台湾仍是福建省的一部分,其防务及后勤支持均应由闽浙总督负责;广东是闽浙以外最靠近台湾的省份。因此,中央政府三令五申要负责东南海防的左宗棠,闽浙总督杨昌浚“力筹”“援台各事”〔16〕。又令粤督张之洞不惜代价援台。实际上援台最不得力的数闽浙方面。至1885年元月,左宗棠等仍“未曾派兵来援”台湾,军饷亦迟迟不能汇至台湾。法海军封锁台湾,兵、饷难运送也是事实,但左宗棠、杨昌浚等未肯多方解救也是事实。台湾道刘@④更以左宗棠为靠山,处处和刘铭传意见相左,其所在台南库中有银数十万两,仅解送七万两给刘铭传,便不再接济台北。
    张之洞援台,军饷和武器不吝悭,但在人员方面则更多地考虑广东防务。当时,刘铭传旧部吴宏洛五营驻守广州。经中央政府同意,调吴宏洛部赴台。吴本人也坚决请求去台湾杀敌;李鸿章也数次请张之洞放吴。张之洞为加强广州守卫,始终不同意吴宏洛赴台。不得已,吴不辞而别,只身渡台。
    李鸿章负责北洋防务,既要防范法重演两次鸦片战争故伎,北犯津沽,又要防范蠢蠢欲动之日本乘火打劫,因此人力饷力都比较紧张。但他心系台湾,当听说台湾可能不保,刘铭传难能生还时,不禁为之“痛哭”〔17〕。为了守住台湾,他多次“选战将带精练淮勇”配给新式枪炮援台。又多方筹集军饷、武器等支持刘铭传。“唯台湾远隔重洋,其时法国兵舰已屯集闽海,封禁台北各口,一意围困,商轮不行,文极阻绝,华船被其焚毁,动杀者不一而足,军火饷需尤敌人所注意,而欲得甘心。”华轮既无法接近台湾,李鸿章便兼用“以夷攻夷”之法,高价雇外轮运送人员和物资。在李鸿章直接督促下,淮军负责转运援台部队和物资的官员,“往还重洋多至十次,出没惊涛骇浪之中,盘旋飞弹坠丸之下,不惜躯命,出死入生。”先后运送援台兵勇数千人,兵饷数以十万两计,以及大批武器、弹药、各种军用物资〔18〕。几近绝境的台湾军民看到援兵到来,“喜从天降。”1885年1月下旬,在台湾最危急关头,聂士成率近400 名士卒乘英国“威利轮”深夜在台湾东海岸卑南登陆,天明,当地居民知道了,“咸呼天兵又至”,争相欢迎〔19〕。
    接济饷银的方法更是灵活,除了由运兵船携带一部分外,更多的是通过台湾和厦门商人交兑。如厦门富商叶文澜和台湾商人联系密切,相互极为信任。李鸿章便让人把饷银交给叶,叶设法通知台湾如数兑付。这种方法既隐蔽又保险。李鸿章还用同样方法,请英国在台商人兑付大量白银。〔20〕
    李鸿章还曾拟派海军增援台湾,由于北洋水师成军不久,没有具有海战经验的海军军官,便雇用德国海军军官式百龄为将,率超勇、扬威两舰和南洋水师五舰南下。式百龄指出,法国海军力量远在中国海军之上,中国增援海军应避实击虚,绕过台湾,拦截往来于西贡、香港、台湾之间的运输船,迫使法国海军分兵保护其补给线,减轻对台湾的压力。李鸿章同意这一方略。可惜未及实施,朝鲜发生了内乱,日本借机寻衅,援台之北洋水师改派赴朝鲜以遏止日本。
    李鸿章积极态度,对刘铭传守住台湾有重要意义。刘铭传致函叶文澜称:“幸省城并南北洋竭力顾救,始有再生之望。”〔21〕这里省城与南洋、北洋并提,实际上真正“竭力顾救”的是北洋,对省城即闽浙总督等,刘铭传颇有意见。
    李鸿章还反复催请粤督张之洞、江督曾国荃、闽督杨昌浚等援台,对整个援台工作起了重要的促进作用。
    在刘铭传抗法守台期间,和中央政府的联络都是通过李鸿章进行的。李鸿章总是及时上传下达,把台湾的军情、困难和要求及时报告给中央政府,把中央政府的部署、命令尽快转告刘铭传,因此尽管有台湾海峡阻隔,通讯基本通畅,对于台湾保卫战有着不可低估的作用。
                                  三
    李鸿章和刘铭传的亲密关系建立在坚实的基础上。
    反对太平天国是他们建立友谊的起点。更重要的是他们有共同的新思想,都是近代改革家。近代改革家几乎都是从主张经世致用之学开始的。李青年时师从曾国藩,以“义理经世”。刘青少年时“喜读”医药、占候、堪舆、五行、兵家之书,“尤殚经世之务”〔22〕。
    他们几乎同时看到西方之长。1862年春,他们率淮军到上海,很快就发现洋枪洋炮施放之准,威力之猛,绝非中国武器可比。李鸿章号召诸将学习西方军事技术,不要错过机会,“若驻上海久而不能资取洋人长技,咎悔多矣。”〔23〕积极响应号召、走在学习西方最前列的便是刘铭传。此后,二人均一发不可收,越来越重视,越来越全面学习西方。
    在1880年的铁路之争中,李刘观念一致,配合默契,充分显示了他们思想的一致性。首先是刘上了《筹造铁路折》,提出:练兵、制器等固为自强所必须,“然其机括,则在于急造铁路”。铁路作用甚大且多,“利于漕务、赈务、商务、矿务、厘捐、行旅者,不可殚述。而于用兵一道,尤为急不可缓之图。”修造铁路需要巨款,中国财政却窘困异常,他提出可另辟筹款途径,“今欲乘时立办,莫如议借洋债。洋债以济国用,断断不可,若以为开利源,则款归有着,洋商乐于称贷,国家有所取偿,息可以轻,期可以缓;且彼国惯修铁路之匠,亦自愿效能于天朝,此诚不可失之机会也。”〔24〕此折一上,反对者纷纷,引来一大批保守派的攻击。李鸿章审时度势,知道由于保守派太强大,修铁路之举暂难举行,但仍毫不迟疑地上折声援刘。他说,铁路是欧美各国富强之基础,“凡占夺邻疆,垦辟荒地,无不有铁路以导其先;迨户口多而贸易盛,又必修铁路以善其后”;“四五十年间,各国所以日臻富强而莫与敌者,以其有轮船以通海道,复有铁路以便陆行也。”他进一步阐述了刘铭传的铁路有诸多利益的思想,提出铁路有九利:一、有利于百货流通,于国计大有裨益。二、利于国防。如有铁路,“征调则旦夕可达,消息则呼吸相通,十八省之旅,一呼可集,一兵能抵十兵之用。”三、利于京师控制全国。铁路既开,万里之遥如在户庭,四方得拱卫之势,国家有磐石之安。四、便于赈灾。五、便于转运漕粮、军粮、军饷等。六、便于邮政。七、有利于矿务。八、轮船与火车优势互补,轮船运输因有火车而获得新的发展。九、便于行旅。李鸿章也主张借洋债修铁路,并提出有三点应予注意:一与外国贷款者“明立禁约,不得干预吾事”。一切修路事宜,“由我自主,借债之人毋得过问”。二、不准外方附股,防止铁路为彼占据。三,“议明借款与各海关无涉,”以日后铁路所收之利偿还本息,以免影响中国各项正常财政用度〔25〕。刘铭传首发其端,李鸿章思虑更为周全。
    1885年起,刘铭传抚台时所办新政和李鸿章在大陆所办新政类似,仅规模大小、涉及范围大小有所区别而已。
    不少人认为,在外交上李鸿章一般主和,刘铭传总是主战,是他们最重要的区别。事实是李并非只讲和不讲战,刘也并非只讲战不讲和。刘铭传的基本观点是:中国被迫打开国门之后,列强纷至沓来,“或占海疆,或吞藩属,无端欺藐,遇事生风,一波未平,一波又起。”面临外侮,言和言,战意见不一。中国不应当简单言战或言和。“言战者当审兵将是否可战?器械是否可战?炮台是否可战?空谈无补,后祸无穷。”这是批评清流派等不顾中外力量对比,大言炎炎,一味主战。显然他是主和的。同时他告诫主和者:“当思伊犁和而兵费倍偿,天津和而义民受戮,台湾和而琉球坐失,越南和而藩服无存,剜肉补疮,欺陵胡底?”只知一个和字,于国家也不利。关键是要自强,以和平为手段,以变法图强为目的。“夫战不如人而欲图强,犹井中求火也;器不如人而不知变,犹当暑着貂也。今中国战不如人,器不如人矣,不思改图,后将奚立?”他提出,和约既定之后,“上下一心,始终不懈,卧薪尝胆,奋发图强。”具体讲就是:整顿防务,讲求武略,设局译印西书,培养人才尤为急务〔26〕。刘铭传的想法和李鸿章的“外须和戎,内须变法”,忍小忿而图远略”的思想完全吻合。
    在中法战争中,刘铭传一方面坚定地领导台湾军民抗法,一方面希望早日言和。在战斗正酣之际,他曾给李鸿章电报说:“法以船十数只即牵制全局,中国各顾各防,置台岛于不问,即有兵来,亦难装运。将来大局愈坏,非到不能收拾之际,不知转圜。吾师尚须维持全局,早日设法挽回,或可转危为安。”他特别指出:“铭传为大局计,非仅为台计也。”还说:与主持中枢的醇亲王奕@③如议及和战大计,“不妨以铭传言告之。”〔27〕而李鸿章在主和时亦认真备战,使津防“较有把握”,即便法国海陆军联手来攻,也“可设法鏖战”,请朝廷“毋以法船至津挟和为虑。”〔28〕刘、李在和战问题上似乎自相矛盾。其实不然,作为政治家他们主和,争取和平环境以便中国变法求强;作为手握兵权的大员,他们力图提高中国军队的防卫能力,而在战争到来时,顽强抗击侵略者,不示敌以弱。正如李鸿章所说:“明是和局而必阴为战备,庶和速成而经久。”〔29〕
    李刘之间也有过激烈争执,但很快就和好如初。
    他们最不相同处当是人生价值取向不同。刘铭传名士味甚重,卓荦不羁,以“士为知己者死”为信条,朝廷和上司如对他信任,则能效命疆场;当道者如处置不公,他则速速求退,“不乐复为用”,高蹈远去,去过闲云野鹤的生活。在太平军、捻军被镇压下去后,他多次辞官回乡,在朝为官时间少,乡居时间多,只有在外敌压境时才肯出山。
    李鸿章正相反,拼命做官,不论何时何种情况下,从不言退。《马关条约》签订后,国人皆曰杀,朝廷也不用他,他仍不肯走,住在京城贤良寺中,等待机会。有人讥笑他“热中”做官,他也乐于承认,并为之解说:“今人多讳言‘热中’二字,予独不然。即予目前,便是非常热中。仕则慕君,士人以身许国,上致下泽,事业经济,皆非得君不可。”〔30〕可以说,李鸿章社会责任感更强。不过他没有这样要求刘铭传,每当刘退志坚决时,都同意他回去,只是要求他在国家危急时,必须响应征召。刘铭传对此亦无异议,并多次兑现了这一承诺。由是,李鸿章对刘铭传信任有加。
    刘铭传一生主要业绩是保卫台湾和建设台湾。而李鸿章正是在关键处给刘以巨大帮助,使其成为不朽的历史人物。
    
   〔1〕李鸿章:《上曾相》,《李文忠公全集》、《朋僚函稿》,第1卷,第25页。
   〔2〕李鸿章:《遵旨密筹防务折》,《李文忠公全集》,《奏稿》第36卷,第17页。
    〔3〕刘铭传:《感成》,《大潜山房诗钞》。
    〔4〕李鸿章:《上曾相》,同〔1〕书,第8卷,第25页。
    〔5〕李鸿章:《复奏刘铭传督办陕西军务折》,《李文忠公全集》、《奏稿》,第17卷,第2—3页。
    〔6〕李鸿章:《复邵汴生中丞》,《李文忠公全集》、《朋僚函
稿》,第14卷,第26页,第30页。
    〔7〕李鸿章:《复奏言路条陈折》,《李文忠公全集》、《奏稿
》,第38卷,第19页。
    〔8〕李鸿章:《刘铭传力疾赴京》,《李文忠公全集》、《奏稿》,第39卷,第10页
    〔9〕李鸿章:《妥议铁路事宜折》,《李文忠公全集》、《奏稿》,第39卷,第20—25页。
    〔10〕《李文忠公全集》、《电稿》第12卷,第31页。
    〔11〕李鸿章:《致刘省三军门》,《李文忠公全集》、《朋僚函稿》第9卷,第17页。
    〔12〕刘铭传:《法事赴台折》、《刘壮肃公奏议》、《保台略》第1页,第4页。
    〔13〕左宗棠:《左文襄公全集》、《奏稿》,第63卷。
    〔14〕李鸿章:《陈美使劝和》、《李文忠公全集》、《译署函稿》第16卷,第1页。
    〔15〕李鸿章:《寄山海关刘统领录寄刘爵帅》,《李文忠公全集》、《电稿》,第4卷,第19页。
    〔16〕李鸿章:《寄福州左中堂闽督抚粤督》,同上书,第4卷, 第53页。
    〔17〕李鸿章:《寄译署》,《李文忠公全集》、《电稿》,第4卷,第2页。
    〔18〕李鸿章等:《台湾转运仍请给奖片》,《李文忠公全集》、
《奏稿》,第54卷,第18页。
    〔19〕李鸿章:《寄译署》,《李文忠公全集》、《电稿》,第4卷,第54页。
    〔20〕李鸿章:《寄闽藩沈》,《李文忠公全集》、《电稿》,第4卷,第21页。
    〔21〕刘铭传致叶文澜函,转见李鸿章:《寄译署》,《李文忠公全集》、《电稿》,第4卷,第44页。
    〔22〕程先甲:《刘壮肃公家传》、《刘壮肃公奏议》卷首。
    〔23〕李鸿章:《上曾相》,《李文忠公全集》、《朋僚函稿》,第2卷,第47页。
    〔24〕刘铭传:《遵筹整顿海防讲求武备折》,《刘壮肃公奏议》。
    〔25〕李鸿章:《妥议铁路事宜折》,《李文忠公全集》、《奏稿》,第39卷,第20—25页。
    〔26〕刘铭传:《遵筹整顿海防讲求武备折》,《刘壮肃公奏议》。
    〔27〕李鸿章:《陈美使劝和》、《李文忠公全集》、《译署函稿》,第16卷,第1页。
    〔28〕李鸿章:《遵旨妥筹越事宜折》,《清季外交史料》(光绪朝)第38卷,第3页。
    〔29〕《李文忠公外部函稿》,第3卷,第13页。
    〔30〕吴永口述:《庚子西狩丛谈》,岳麓书社,1985 年版, 第112页。

                         转引自:http://dx031.cn/lh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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